阅读纪实文学总会比阅读纯虚构多了些什么“东西”，即便是近乎完全还原事实的纪实小说也依然弥补不了这种“东西”——即一种实感。这种实感一方面是历史层面的严谨与非虚构，另一方面则是与读者在空间或时间线命运红线般的亲密链接。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从纪实的角度来看，主要记录了三个核心事实：

1. 跟踪狂以及相关团伙的恶劣行径。也正如书中所说，对于警察而言，凶手逮捕归案便是案件的终结。因此这个案件本身虽说是警方的主体，但是在作者笔下仅仅是冰山一角。
2. 贯穿全文的“普通”。这种普通也可以分为三个角度：
   1. 诗织与她父母的普通。作者通过严谨的报道、诗织朋友的话语以及最后诗织房间的描绘，极力营造出了一种高度生活化的普通，一种似乎我们人人皆是如此的普通感。诗织被迫陷入胁迫的洪流，到生命最后一刻惦记的依然是父母，这种普通的善被另一种并不罕见的恶无情吞噬。而她父母的普通是一种理想化父母的普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甚至已经高于了很多原生家庭那些不配为父母的人。在诗织坦言后父母倾力支持，即便遭受诽谤也同仇敌忾，这对父母虽然在身份上普通，但是在精神上格外伟岸。
   2. 作者的普通。这里也是一种身份上的普通，作为“三流记者”只能在茫茫人海中搜寻一些虚无缥缈的线索，并且还始终要为内容上的噱头和案件本身的严谨性而左右为难。此外，作者以第一人称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第二次诗织的遭遇——周遭风吹草动，草木皆兵。整个案件的推动，远非传统推理小说式的隔岸观火，也非硬汉推理或者一些犯罪小说风格的激情澎湃，这其中作者就像是刀殂下的鱼肉，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之一在各种外部势力的风起云涌中夹缝求生。
   3. 跟踪狂的普通。这是一种隐性的普通，但是在书中作者也有类似的表达。且不论所谓的“小川的脆弱与敏感”，这种对凶手心理的叙述我认为只是出于作者记者身份的严谨职业态度。背后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小川身份的相对普通——他虽然有钱，但也只有钱。警察不是被他收买的黑警、黑道也只是兄弟二人的故弄玄虚、最终的逃亡也难逃自杀的宿命…试想，如果是一位更有权势的人，也许这一切的破案链路在一开始就中断了。
3. 警署的无能。但另一方面，与无能警署相对应的是，那些散落在腐败幕布上的零零星星闪亮高光的个体们。在碌碌无为的媒体群体中，有作者这样的良知记者，也有通情达理的杂志老板，也有那些“因为阅读到 FOCUS 杂志后义愤填膺”的媒体从业人员。要求一个体制滴水不漏至臻至美确实有些过于严苛了，但是图论和信息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那么一个连通点，或许就可以带动起一整片的死气沉沉。书中的描述是有点“个人英雄式”的，但是或许也正是这一个个英雄般的个体，才可以实现这种不可能的记录。

在纪实性之外，这部作品还有着如同小说般阅读体验。 一方面是作者优异的文笔，用一种极其生动真实又感伤的笔触记录下了这一切。例如前言这段：

被害人诗织看不到今年春天的樱花，也听不到夏季的蝉鸣。往后都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同龄女性应该会在往后经历恋爱、结婚、生子等充满各种喜悦的人生，她的人生却在那个秋天结束了。

以及一些重复出现的意象：

打开挂着Kitty猫牌子的门，映入眼帘的是诗织从小就十分珍惜的玩具、摆满各处的Kitty猫周边商品、小学领到的奖状。书桌上、衣柜里也有Kitty猫。完全得不出半点“迷恋名牌”的印象。这个房间刻画着受到父母全心关爱的少女，正准备要蜕变成女人的历史与证明。

另一方面是案件本身以及作者经历的不可思议性，说是虚构小说都不为过。尤其是最后的那封信：

“你写了什么？”母亲问。诗织微笑说：“收到就知道了。”就是她充满少女气息、稚拙但强而有力的笔迹。
我现在七岁。二〇〇一年的我，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变成一个很棒的女生了吗？我有男朋友了吗？

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了自己的女儿意外去世的经历，一想到在正文部分作者几乎只字未提家庭，更让我感受到一种悲凉感。并且，即便在当时媒体行业比较自由的日本，依然有警察、法院、立法上的诸多弊病。而20年后的中国，连媒体的自主性都难以寻觅，又有多少阳光下的罪恶被历史悄然抹去？